据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24日13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24日在临时记者会上宣布，今天的核污染水排放量预计为200到210吨，每天的排放情况将在次日公布。首次排海每天将排放约460吨，持续17天，合计排放约7800立方米核污染水。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核污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放入海。

2022年7月22日，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东京电力公司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2022年8月4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含有氚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的排海设施工程，已于今日正式开始施工。

2023年6月26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用于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海底隧道建设工程已全部完工。

2023年8月22日，日本政府举行相关阁僚会议后宣布，将从8月24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计划，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海至少要持续30年。

污染水排入海洋，必然会对生态和环境、主要是海洋生态和环境造成影响，在洋流作用下，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将扩散到整个太平洋乃至全球海洋环境中，影响到全球鱼类迁徙、远洋渔业、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

作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普通人，污染水排入海洋一事，和我们息息相关，在持续关注的同时，无奈和愤怒自不必说。

而作为新传考研人，我们更要关注这一事件，因为一方面会考新闻业务（消息、评论、报道策划等），另一方面很有可能会考相关理论知识点。那么大概命题点有哪些呢？我们如何从新传理论来分析看待这一事件呢？（按耐住情绪，为大家理性输出干货，是努力在做一名情绪稳定的大人一枚啊）

注意：前方高能，风险/全球/环境/科学/健康传播考研出题大热点，日本核废水入海的考点万字全解析（本文干货内容较多，建议收藏反复阅读，文末可以领取PDF版，方便新传考研备考）

风险社会与风险沟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贝克认为，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

Risk communication(风险沟通)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William Ruckelshaus) 提出。1986 年，Covello将其定义为“在利益团体之间，传播或传送健康或环境风险的程度、风险的重要性或意义，或管理、控制风险的决定、行为、政策的行动”。这种界定从决策者角度出发，关注信息单向传递及风险控制的效果。

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几个基本议题：

（1）民众的核风险感知、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的研究表明，核电项目是最不受民众欢迎、最具邻避效应的设施。在我国，学者发现个体因素、风险特征和感知环境是影响民众核风险感知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核电的特殊性、信息获取途径、政府信任度、核电熟悉程度都会影响民众对核电的风险感知水平与接受程度。

在邻避效应上，由于知识的匮乏，附近民众往往凭借日常生活经验、自身社会身份与地理位置等,来感知核电的风险与收益。此外，人类对于危险的恐惧和风险态度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积累性经验生成。以福岛核事故为例，跨国研究发现，无论事故发生前公众对核能的接纳水平有多高，核事故发生后公众对核能技术和核电站的接纳度显著降低（Kim et al.，2013），即便随时间推移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会有所恢复，但也难以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韩自强，顾林生，2015）。

在个体认知-行为上，基于对民众在福岛核事故后的安全危机心理调查发现，民众对核事故的认知会导致一定的行为取向，而这种行为取向又将反过来影响他们的核风险认知，进而形成更为稳固的反核态度。

图源：微博@头条新闻

（3）核风险治理研究

风险治理(Risk Governance),包括预评估、风险评估、容忍与可接受性判断、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五部分内容，其中风险沟通贯穿于风险治理整个过程。而且风险治理尤为强调构建组织信任、公众参与决策和结合社会情境。既往研究在考察风险接纳的影响因素时，认为风险感知、预期收益、系统信任、风险沟通等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环境风险治理需要有效风险知识的生产与应用。现实中风险知识的生产被专家与技术官僚所垄断，普通公众被视为“非理性”或“无知”，从而导致风险治理的僵局。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特征要求公众参与的角色由科学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理性反思基础上的"选择者"，未来制度变革的取向是环境风险知识的合作生产。（可以联系一下新闻生产透明性、网络公共领域结构转型）

其次，风险沟通是以构建多元共识和价值认同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沟通，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其目标才能实现。在风险问题上,科技理性的逻辑和社会公众安全至上的逻辑相互背离的，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也远比专家判定更为复杂，必须正视专家学者与普通公众在风险认知和评估方面的巨大差异。针对核恐慌阴影，从信任建设视角出发，需要决策制定的民主模式、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及个体的特点和权利、善用专家与专业知识等。长期信任的建设,则更多借助于核电科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风险沟通日常化和长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主要涉及到媒体公信力和新闻专业主义、舆论引导、涵化效果、科学传播等）

再次，风险治理中，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作用。媒体是社会运动所能依赖的重要政治资源,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中国,媒体尤其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一些传统媒体自觉发展成为“调停者”,它们的策略性框架过程,有助于促成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互动,形成“框架整合”的局面。（联系一下经验-功能学派下的全部理论，特别是议程设置、框架和第三人效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股全球化的力量迅猛发展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事件和事实似乎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贝克所预设的“风险社会”。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全球化”。进入21世纪后，贝克在后来的著作中，针对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也开始强调制度性风险，与吉登斯的理论更加贴近。他认为，有三个层面的危机是可以确认的，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全球风险有两个特征：一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冲击；二是要应对和解决它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全球性风险是在政治层面爆发的，它们不一定取决于事故和灾难发生的地点，而是取决于政治决策、官僚机构以及大众传媒等。

（1）关于“地球村”的迷思

新闻媒体是国际传播的主要渠道，国际传播中的新闻媒体都有其“国籍”，代表不同国家的利益，是一种类似国旗、国徽的“国家符号”，表征了国家的在场。受此影响，各国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冲突的国家的报道常常带有偏见并互相影响，互构出危机四伏的“他者”。（联系媒介制度、新闻客观性、媒体框架效果、国际传播污名化等）

（1）全球各国公民个体是最基本的传播单位（联系技术赋权、微传播）

核能污染与环境传播

（1）大众媒介建构了公众对于环境的认知“形象”

（2）人们越依赖于从大众媒介那里获知环境的信息，大众媒介就越容易影响并改变人们的环境认知

（3）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生物物理学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

（4）环境利用和管理上的社会冲突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流媒介的话语冲突状况；

（5）基于媒介的环境动员行动最终能对环境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岸田文雄和拜登）

“环境传播观”即这种以“环境”为支点，来接近并把握现实世界的传播生态与意义世界。它已经不单单聚焦于环境问题本身，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关于环境议题的媒介报道研究范畴，而是呼吁一种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研究图景，从而帮助人们更宏观地理解和解释环境传播实践中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功能。

在传播主体上，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介机构，还包括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及其商业公关、反环保主义组织。它关注的是一种超越环境议题本身的“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强调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一场议题建构和话语争夺实践。

在传播内容上，不仅关注媒介文本，还关注历时和共时维度上环境场域中的事件文本和话语文本，包括各种环境话语的议题表征与意义争夺实践。通过分析不同话语之间的争夺状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抵达当前社会极为复杂的利益格局及其话语生态。

核能利用与科学传播

核辐射真有那么可怕吗? 

我国核能开发利用安全吗?

如何慎重和负责任地传播核知识、核观念?

怎样倡导和构建核安全文化?

这些问题有赖于核安全的科学传播。

（清华大学就污水排放做了核废水在太平洋扩散机理的实验，结果表明核废水在排放后240天就会到达我国沿岸海域。该数据可视化模型在国内互联网平台被广泛传播）

1960年代末，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轮环保、反核和反战运动，公众对新兴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健康伤害十分担忧。其时，代表不同利益的科学观点的竞争，让社会对科学家和政府的信任度显著下降。面对这种情况，英国皇家学会 1985 年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这本报告与1992 年创办的 《公众理解科学》和 1994 年创办的《科学传播》两份学刊标志，共同标记了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的诞生和发展。

科学传播是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之中新兴的一个学术领域，它与传统科普和传播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科学大众化有两个传统: 科技报道和“科普”。但很快便遭受到了一些质疑：

（1）科普的理论前提是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该模型认为公众缺乏对科学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不足，所以需要让他们更多掌握知识。但这一模型并不能反映公众与科学的复杂关系。

（2）科学界与公众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公众依据自己的理性对各种科技问题进行判断的合理性。例如，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后，英国政府指派的专家认定坎特伯雷地区绵羊受到核污染而不能销售，但这些基于核辐射常规情形推导出的结论，却不如当地羊农涵盖了气象、地形、植被等内容的地方性知识得出的结论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科学传播学者们发现，学术界热衷于公众参与科学，但公众对于与自己切身利益并不相关的科技议题缺乏参与的兴趣。此外，公众参与科学的研究与实务也面临着如何选择公众代表、何为恰当的话题、缺乏评估手段等一系列难题。在互联网时代，待研究和探索如何通过网络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科学。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因为继承了科学社会学批判思维的学者对科学传播的反思远大于旨在开发解决方案的实务性研究。

在当代，公共政策越来越依赖把科学标准作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各个领域由此形成了大量专家群体,他们彼此所持的相反观点打破了“科学就是正确的”传统认识。这一过程使科学更容易变成争议对象。那些登上媒体头版的科学新闻,往往是那些带上了政治色彩的信息。

为了开展更为科学、民主、公正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传播的科学”近些年不断被倡导。他们本着实证主义( evidence － based，以证据为基础) 的原则，把信任与价值因素当成了科学认知过程的心理变量，鉴别出与人们面临的决策最相关的科学; 了解人们已知内容; 设计传播方案来填补人们已知内容和应该知道的内容之间的空白; 最后评估这些传播方案的效果。他们通常不考虑科学信息的提供者本身是否借助权力获得了对事实进行解说的特权，而是只关注传播效果本身。

—05—

食品安全和卫生安全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当食品安全出现问题时，无疑会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日本将万余吨的放射性污水排入海洋，首当其冲的是海洋经济安全（主要为渔业、盐业），使海洋食物链受到了严重污染，并进而危害了人类健康。

健康传播是人类社会围绕健康问题开展的信息传播与交流活动。1971年由美国医疗专家和传播学者合作推进的“斯坦福心脏预防计划”，被视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里程碑。随后，美国有大量传播运动围绕防治艾滋病、拒绝毒品、药物滥用预防等主题，促进了公共健康与媒介传播、信息干预之间的结合。国内早期健康传播研究是顺应危机管理的需求而生，研究内容侧重于关注信息传播与政府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之间的关联，而公共卫生领域则“健康教育”统摄“健康传播”，强调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

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最早在 1947 年将“谣言”定义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传播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证实其确切性的阐述或诠释。” 他还提出了谣言传播公式：R（rumor）谣言=I（important）重要性×A（ambiguous）模糊性。

食品安全谣言是网络谣言研究与实践中一大主要类别。学者王国华等将网络谣言的类型分为自然灾害、核辐射污染、社会伤害、意外伤亡、政府行动、食品安全这六大类。

有学者基于“知信行”模型研究发现，认知阶段的辟谣信息内容表达的专业术语化、信息出现的频次因素; 认知一态度阶段的辟谣信息的内容深度、受众的乐观偏差因素; 态度一行为阶段的群体压力因素:贯穿认知一态度一行为全过程的遗忘因素、健康压力因素、受众健康素养水平因素会对“知信行”过程的完成带来影响。

喻国明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与一般性的社会舆情事件横向比较，国内食药安全热点事件舆情有其自身特点：

（3）发酵周期和活跃天数：发酵期一般不超过 3 天，这是舆情引导介入的“黄金时限”；平均活跃期为13-14 天，如果没有新的“爆料”，两周时间是舆情事件的一般生命周期。

—06—

（西方科学传播、风险传播、健康传播研究三者对比，详情见参考文献[14]）